石仲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眼光
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先进的中国人历来都有世界眼光。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改变国家命运，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后来“以俄为师”，这也是一种世界眼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正是坚持世界眼光的体现。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党的9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是党坚持世界眼光，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时候;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正确坚持的时候。因此，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绝不能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绝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吸纳当今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一、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
坚持世界眼光，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历史”的产物和“人类知识的总和”的结晶，始终坚持着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特质，也要求应用它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与世隔绝，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自我封闭，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之类。所谓“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是19世纪初的空想主义者企图说服富人搞共产主义移民区，建立示范榜样的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是宣扬“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也是两码事。狭隘的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表面上是在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平等，实际上是以另类形式推行民族间的隔阂、仇恨和压迫，拒绝民族间的团结、友爱和互助。它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格格不入。它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大民族主义，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地区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毛泽东批评对民族化的狭隘理解时，以对民族音乐的理解来阐述：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1-1］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这个提法产生过疑问。从字面上讲，如果没有准确的翻译，外国人可能会产生与狭隘的民族主义难以区分的误解。特别是在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曾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西方资本主义倾向。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情报局，可以不理会此事。但由于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对于苏联共产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没有完全听从，南斯拉夫问题发生后，苏联曾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为了消除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中共中央在共产党情报局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后也作出决议，声明完全赞同情报局反对南共的“民族主义”。因此，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因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2］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将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个表述一般说来不会引起歧义和误解。与此相联系，还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问题。第一个“历史决议”正式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在苏联共产党看来，似乎也有民族主义倾向。胡乔木在解释党的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时说过，为什么八大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关系。苏联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文件中提了的，他们刊用的时候都给删掉。这成了一个禁区。正因为如此，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也将作为附录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凡是提“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删改。此前，毛泽东在一些文件中已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过，不要把他与马、恩、列、斯并列。如果平列起来一提，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套，只是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这样不好，我们请他们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的这个想法也不能不成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的一个重要考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顾虑不存在了，而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确实有了新的更大发展，完全可以说“我们自己有了一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广泛使用开来。
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逐渐形成共识。它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同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或时代化。而无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还是时代化，都需要具备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包容性。没有世界眼光，就不可能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世界眼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没有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就很难与时俱进、与世俱进。就理论分析言，这像是两个问题。其实，它们是从不同的维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的向度。民族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横向发展，即空间的普适性。时代化主要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纵向发展，即时间的普适性。当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向度的着力点言，有时会强调民族化，有时会强调时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讲民族化时没有时代化，或者讲时代化时没有民族化。它们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
二、党的世界眼光成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具有世界眼光。从党的历史发展来看，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都与其理论的创立者们的世界眼光密切相关，也可以说，党的世界眼光是成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
(一)毛泽东的世界眼光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毛泽东虽然没有出国留洋，但从小就关注世界大事，心忧天下。在长沙求学时，阅读大量十八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在革命战争年代，还通过广泛收集报刊来了解世界发展态势。到延安后，他身居窑洞，眼观世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无不坚持世界眼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新民主主义论》是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论述的经典。尽管在大革命时期已提出这一命题，但是对其理论意义没有展开论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与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由于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形成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中国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同盟军。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3］。正由于有了这样的世界眼光，并以这样的眼光来审视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才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从而也形成了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坚持世界眼光时，还提出了正确对待包括外国进步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本原则：一是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以之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即使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都应该吸收。二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东西要有机地结合好，要用外国有用的东西来改进中国的东西，用中西结合来使中国的东西向前发展。只要有人欢迎，“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三是“洋为中用”，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1-2］。因此，他强调学习外国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是批判地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不是简单搬用和“全盘西化”。在新中国头几年，特别是在党的八大前后，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进一步阐发正确对待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态度，充分地显示了他那思想开放、有容乃大的世界眼光。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人的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这三十多年，是我们国家对外最为开放的三十多年。这得益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有开阔的世界眼光。
邓小平所以能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建邓小平理论，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他那深邃的世界眼光，善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他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的一切出发点，无不从对中国和世界进行比较这个角度来考虑。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世界眼光，特别表现在：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世界发展走向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制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根据;通过总结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和当代各国经济发展的状况，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坚持改革开放政策长期不能改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现实根据;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较研究，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观察，认为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党和国家确立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文明考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能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超过他们，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完全可以说，没有世界眼光，不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可能有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具有丰富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他们经常出访外国，亲身感受了世界各国的文明发展状况，因而不仅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根据时代的进步和世界各国多样化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世界眼光，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新的巨大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的内涵。从十三大始，党中央就强调：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从十四大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扩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中明确地注入了“时代化”元素。二是在概括邓小平理论的特点时，明确提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强化了“世界眼光”意识，不但为正确分析不断急剧变化和扑朔迷离的世界形势提供了指南，而且为放眼世界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参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的产物。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都吸收和借鉴了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三是面向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的挑战，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战略，诸如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明确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国有企业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发展股份制和混合制经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布局;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实行科技强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构建和谐世界等等，都渗透了对于当代世界基本动向的科学分析和对诸多领域现代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的及时掌握。这些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开放的理念。它蕴涵的世界眼光，是一个又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
三、世界眼光的核心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辨析人类文明成果
党的90年历史经验不仅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而且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世界眼光，辨析人类文明成果，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它就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和挫折与此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和成就也与此密切相关。实际上，它始终伴随着党的成长和发展。
从党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为“全盘西化”论，要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自从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这种主张从未间断过。另一种为全盘否定资本主义论，认为有社会主义就不能有资本主义，要让它在中国“绝种”。在党内，“全盘西化”论者有一定市场，但从未占主导地位。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后一种看法则极大地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所谓“二十年”的“左”，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说到底就是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才翻开了新的一页，正确地和比较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把握好三个问题：
一是继承和借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从政治层面说为对抗和继承，从哲学上讲为对立和统一。两者的对立和对抗关系不言而喻，但这只是其一，还有继承关系。对于继承关系，在“左”的思想占主导时讲得很少。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在论证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同时，就指出了两者的继承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说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还要资本主义有“广大发展”的领导人。在资本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甚至还讲过“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3］。这都是光辉的思想，遗憾的是后来的认识发生了大逆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在哲学理论上既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邓小平在反思党的历史经验后，把对两者哲学关系的正确认识应用到政治层面，强调：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必须继承和学习的。胡锦涛在十七大讲科学发展观时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要继承和借鉴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
二是共存和补充。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和补充关系，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曾有阐述，但未能完全作为政策实施。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方面的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使“一国两制”构想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还说：两者将长期并存，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他也说：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有利于社会主义。我们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中国不走这条道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4-1］“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4-2］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论断是正确的。
三是辨析和吸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要加以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尽管党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这样的思想，但只是在总体上和原则上讲，而没有具体展开。将这个思想讲得最为明确、发挥得最为充分，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广泛运用的，还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就社会制度而言，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他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就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邓小平是伟大的典范。这个典范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充分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有时甚至会激化。在世界范围内要以两手对两手，纵横捭阖，绵里藏针。在国内，这种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会继续存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努力克服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邓小平同国际上的反华思潮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所表现出的坚定立场和坚强意志，为世人所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又绝不因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对社会主义有负面影响而惧怕它和不敢利用它。他既反对“崇资病”，也反对“恐资病”，对资本主义文明加以辨析、剥离，充分地吸纳、结合和利用其积极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甚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要素。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辨析、剥离和吸纳的工作，党还要继续下去。社会主义既然是以资本主义作为母体而诞生的，那么它就必须充分汲取母体的营养才能茁壮成长。也只有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即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之道。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7［-1］，82［-2］，168［-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51-252.
［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9.
［4］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0［-1］，65-66［-2］.
